我们常说中华文明有上下五千年的历史，这一说法最早是由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人们提出的，一般将远古时代的伏羲氏视为文明的起点。
在清末民初，革命党人提出了“黄帝纪元”的概念，把公元前2697年黄帝即位作为纪年的起点。到了2023年，这一纪年已经达到了黄帝纪元4720年。
不过，黄帝生活的年代实在太久远，至今尚无确凿的考古证据支持，大多仅停留在经过多次后世润色的传说之中。
即便是我们熟知的商朝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仅被视为传说时代，直到甲骨文和青铜器大量出土，才使商朝的历史成为可信的正史。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随着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的启动，人们开始逐步理清自成汤灭夏以来的历史年表。
但夏朝的年代考证却异常艰难，由于缺乏充足的考古资料，直到今天才勉强建立了一个基本的年代框架，进展十分缓慢。
展开剩余89%那么，这个饱受争议的夏朝到底是否真实存在呢？
一、历史传说
很多时候，我们容易将“传说”与纯文学故事混淆，误以为传说大多虚构，类似儿童的童话故事，仅供娱乐。
然而，有些传说确实是基于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实面貌。
例如《三国演义》《封神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等家喻户晓的故事，最初都是基于真实发生的历史或民间事件，经过口口相传过程中融入了大量流行元素，最终由文人加以整理汇编，才形成了今天广为流传的版本。
时至今日，这样的创作加工依然没有停止。
大禹治水的故事也是如此，只是当时极可能尚未发明文字，依赖“结绳记事”以及口头传承得以流传下来。
即使文字诞生之后，人们“笔笔相传”，手抄本中也充满了错漏和加工，而口头传承的错误则更为普遍。
正是这些误差，使我们将历史传说与民间风俗传说混淆，进而质疑从伏羲女娲到商汤灭夏之间的历史真实性，把它们当作上古神话和趣闻，仅作娱乐消遣。
不仅我们国内如此，国外学术界同样如此，只要没有确凿考古发现，夏朝始终被视为传说时代的故事。
有人说历史不需外人认可，但若没有考古实证，像韩国等国曾捏造的“八千年文明史”等荒谬说法也会被当成笑谈搬上台面。
因此，唯有对夏朝遗址开展更深入的考古挖掘和研究，才能真正将这个传说中的王朝确立为真实历史。
近年来，随着城市化迅猛推进，全国各地大规模建设，地基开挖不断，许多尘封地下的历史遗迹因此重见天日。
其中最著名的要属三星堆遗址，其造型奇特的青铜器令世界震惊。
然而，我们一般称其为“三星堆文化”，而非“文明”，因为其尚未展现出构成文明的三大要素：金属、城市、文字。
同理，探讨夏朝是否存在，也需从金属、城市和文字这三个维度逐一确认。
金属
首先是金属。中国最早出土的金属文物，是在今天甘肃一带发现的红铜碎片，距今约五千年左右，但该地区不属于夏朝势力范围。
疑似夏文化最早的遗址，是位于山西夏县的东下冯遗址。
东下冯文化距今约3500至3900年，时间上与夏朝相符。
该遗址共出土33件铜器，且铜器既有红铜也有青铜，器型偏小，同时大量陶器和石器并存，属于铜石并用的时代。
起初，东下冯文化被认为是龙山文化的一个分支，但随着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进一步发掘，学者发现二里头文化与东下冯有诸多相似之处。
虽然二者存在明显差异，但如今基本认可东下冯为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。
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，无论数量还是精细程度，都明显优于东下冯文化。
这些青铜器的出土无疑为夏朝存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。
城市
城市是现代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集中地，而城市的出现依赖于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力。
只有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，食物供应充足，才能形成较大规模的聚落，养活不直接从事农业的城市居民。
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安全，城墙成为不可或缺的防御设施。无论是现存遗迹中破碎的夯土墙，还是被誉为“世界第七大奇迹”的长城，都体现了文明存在的标志。
作为古代基础设施建设的先驱，中国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开始筑起各种城墙，用以抵御猛兽和外敌。
被认为是夏朝都城的偃师二里头遗址，更是同期罕见的庞大城市。
早期农业社会中，城市人口通常只有一两千人，大多数人仍散居于小部落。
而二里头遗址在鼎盛时期，城市人口竟达两万人之多。
不要轻视两万人口的城市规模，即使到了封建时代铁农具普及，也需五个农夫才能养活一个城市居民。
夏朝时期农业尚处铜石并用阶段，未广泛使用牛耕畜力，养活一个不从事农业的城市居民至少需十人劳作支持。
因此，支撑二里头夏都运转的，至少有二三十万人的广阔王畿地区劳作人口。二里头遗址的城墙和居民生活痕迹，成为夏朝存在的有力佐证。
文字
前两项金属和城市的考古证据相对明确，唯独文字是证明夏朝存在的最大难题。迄今为止，尚无夏朝文字实物出土。
但种种迹象表明，夏朝很可能已经具备文字系统。
首先，商朝文字是夏朝的直接继承。商代甲骨文是我们熟知的重要文化符号，而现代汉字正是从商朝甲骨文一脉相承。
目前发现最早的甲骨文约出自3200年前商王武丁时期，文字系统已经相当成熟，涵盖象形、象声、会意等多种字形。可见，距最初象形文字发展已有较长时间。
而这一时期距夏朝灭亡不过三百多年。
更早之前，《仓颉书》中已有许多文字雏形的刻画符号，虽不成文字，却显示当时已有文字使用需求。
但作为刻画符号到成熟文字过渡期的夏朝，迄今毫无文字实物发现，令人困惑。
这或许与文化习惯相关。商朝的甲骨文多用于占卜祭祀，刻在不易腐烂的龟甲和牛骨上。
部分甲骨甚至有墨迹残留，表明文字先用笔描绘，再用刀刻写。
若夏朝没有类似商朝的篆刻习惯，只用竹木简书写，在多雨潮湿的华夏地区文字难以保存至今，也就不足为奇。
比如战国时期睡虎地秦简，距今约两千多年，出土时已破碎腐朽，靠考古修复才得以展示。
而商代甲骨文中的“册”、“典”等字样，显示早在商代早期，竹木简类载体已出现。
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广为流传，至今许多仓颉庙依然保存完好。
仓颉据传是黄帝时期人物，距今已有五千年。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们对仓颉造字深信不疑。
《吕氏春秋》记载：“奚仲作车，苍颉作书。”
虽说流传的《仓颉书》很可能是汉代伪作，但历史上其存在可能性较大。
古籍中也有仓颉石室的记载，包括孔子、李斯等名人均曾前往考察，试图破解其中二十八个字的含义。
无论是否承认夏朝为真正文明，从大禹治水到商汤灭夏这段历史时期，都是客观存在的。
这期间，全国各地文化遗址竞相出现，群星闪耀，共同汇聚成后世华夏文明的多条源头。
商朝辉煌的青铜文明，必定不是凭空出现，而是在继承并发展前人文化基础上形成的。
至于文字是否存在，仍需依靠考古工作者与现代建设者不断发掘与发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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